喀麦隆首都夜店火灾致16人死亡

众所周知，伯尔曼主张法律信仰，其警惕和批判的对象正是西方当时流行的形式法治论和法律工具主义。

因此，《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过于绝对，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一般不能公开报道其实名，但是对于涉及严重犯罪或者因为其他重大公共利益需要的应当除外。还需要注意一点，如果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提出不以"成年人身份"提起公诉时，法院会要求媒体停止报道未成年被告人的姓名。

"未成年人的利益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它是压倒一切的吗？真的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压倒一切其他程序公正的标准吗？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未成年人犯罪仍然是一种犯罪，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有人权，有些是底线人权，如不能被刑讯逼供，但大部分基本人权是与打击犯罪之间平衡的结果，如特殊紧急的情况下是否应当给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就是如此。原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2期 进入 高一飞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无罪推定 被追诉人 。40.[加]托比o曼德尔著：《信息自由：多国法律比较》，.龚文庠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但出于对无罪推定原则的遵守和对犯罪嫌疑人人格权的保护，媒体一般不对刑事案件审判前的被告人实名报道，而是使用自己的知识去确认刑事案件被告人的身份并在司法流程和审判的报道中对他们命名。在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律体系中，这些规定之外还有旨在增进审判参加者隐私、尊严和名誉利益的私法救济途径，即民事责任措施作为补充。

要么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公开涉罪人员姓名。特别是其中的的批评权，可以是针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什么是法律规范的语词含义，当首问立法者的原意。

还须指明的是，由于民法的法律行为既是事实又是规范，在解释中，民法的法律行为解释的性质，既是事实解释也属于法律解释。只要结论在逻缉上有效便为正确。归纳从案件到结论为确定的，从结论到规则为不确定的，设证从结论到规则为不确定的，从规则到案件为确定的，因此归纳、设证只能被称为亚推论。归纳一方面要强调案件性质的共同性，即案件中除了推论出的性质外，至少另还有一个性质是共同的，一样的。

但某种判决性结论常是多个原因造成的，而大前提中可能不包括引起判决性结论的原因，如刑法是制定法这一判决性结论，可能不为所有形式合理的规范都是制定法这一大前提涵盖，因为刑法可能正好不是形式合理的，从判决性结论到大前提是不确定的，这就需要假设刑法应当是形式合理的规范，或形式合理以外的其他的一个或几个具体的原因，如内容正确或实际有效，以确立大体的思考方向。另外，如对下位法存有多种解释之可能，选择的方法是看哪个更接近上位法，上位法在此起着标准的作用。

可作反向推论的条件是，规则中事实构成的事项是列举穷尽的，不可能包括未列举的事项。推论只是在比较之后才发生，因而，类比至多是一种弱推论。在法律应用中，它适合规则和案件均为先行确定且规则正确的情况，如前述的事实与规范关系相适应，和经由其他方法，使规则和案件事后得以确定并使规则具有正确性的情况。宽泛上还包括有关明确列出的权限、程序、生效范围、效力等级、主体身份、结果犯的规定。

这样一来，类比是一种双层比较，始于F2与F1的比较，终于适用于F1的大前提与F2的比较。诠释与形式论证格格不入，形式论证是主客体分立和客观主义的，诠释却相反主张主客体关系统一。当然，一般规则并不全是生活经验归纳的产物，常有非经验的人为预设成分。除法源、规范类别和规范竞争外，能否找到或是否应去建构规范，主要取决于生活事实与规范适应与否及适应程度，这大体包括5种情形： A．事实与规范关系相适应。

但逻缉不能解决大前提的正确性问题，因为对规则的证立是一种交织着不同论证和对立论证的论证结构，是观点的权衡而不是逻辑演绎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二是类比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法律大前提包含的比较点的选择和被比较的特征的确定，而决定比较点主要不在于唯理性的认识，而在于决断，因此在于权力的运用。

在寻找相似性的意义上，举重明轻和举轻明重也属类比，而不是所谓当然解释。诠释指明判断是一个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循环往复、相互照应不断向上的过程：判断者不可能从虚无而是从前理解开始评价事实，前理解是解释者对事实的先见，他的先见表面上是个人的，但实际还受着个人所属的社会团体如政党、宗教组织，以及在社会中占主导的文化的影响。

类比虽被一些学者视作法律发现的核心环节或主要途径，却并非孤立发生，而是结合归纳和设证最后通过演绎得出结论。逻缉分析对于任何理性论证都是有用的，论证要借助逻缉。参见前引[2]，郑永流文。因此，从范围上看，目前的法律论证理论研究的是法律应用中的论证问题，结论论证为核心，不关法学研究、立法、媒体等中的论证，称之为司法论证理论更为准确。结论的可接受性主要取决于待论证的事项性质，如离婚案中女方的诉求更容易得到支持。（3）论题-修辞学立场（结论论证）。

在垂直关系上，即在异位阶法律上，解释准则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一切法要合乎宪法。陈述之真假的标准是看其是否接近事前客观存在状态。

在静态上，这里把事实区别为： （一）生活事实或原始事实。归纳是综合的，它从若干案件中总结出新的一般规则，藉此拓展了人们的认识。

以及演绎、归纳、设证、类比、解释、论证、诠释等建构大小前提共同运用的方法。B．事实与规范关系相对适应。

它意谓规范总体明确，但存在一定扩张或缩小及自由裁量的例外，如在规范中有较为清楚定义的概念、幅度规定、程度规定、明文示例事项，这为大多数情况。参见前引[3]，恩吉施书，第五章。在归纳的数量基础上，还要运用类比，类比在这里首先运用到硫酸应当是武器的假设。类比被广泛运用于民法、行政法，如我国合同法第124条明确指出，该法分则或其他法本规定的合同，可参照该法分则或其他法最相类似的规定来对待。

五、建构大小前提的方法之三：论证和诠释 论证和诠释也发生在大小前提建构中，但它们致力于判断的实质合理性、个别正义，且避免其他方法的判断者冥思独白而力图展开各方的沟通商谈。也正是论证须运用推论和亚推论，才有了演绎论证、归纳论证和似真论证，上述逻辑分析立场便将论证与如何论证的手段等而视之。

而且，其不确定性比归纳更大，因为在归纳中尚有部分小前提结论是确定的，如刑法、民法等法是形式合理的规范。在集会中具有危险性的都是武器 硫酸在集会中具有危险性 硫酸是武器 演绎11 判决性结论。

设证就是假设原因，假设小前提结论。从大逻辑观出发，学界习惯将它们统称为推论或推理，即用某些公认的形式从某些特定的前提中引出结论的思维活动，包括得出必然性结论的演绎推论和导出或然性结论的非演绎推论，它们均为逻辑的研究对象。

本文则持小逻辑观，认为推论是从某些特定的前提中引出必然性结论的思维活动，其形式仅有演绎，表现为三段论。（2）程序-商谈的论证立场（规则论证和结论论证）。中国的法律方法论需要创造性地应对社会事实与规范这一外部不对称性。有争议之处在于何谓不能忍受的程度，判定的标准为何。

E．事实与规范关系形式相适应实质不适应。在确定字义时判断者常困顿于下列选择：日常的还是法律的字义。

即如适用形式合理的法律会达到不能忍受的实质不公的程度，典型情况为适用恶法，程度轻一些的如将商品房通过概念演绎推为商品，因而可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旦商品房有质量问题，便可要求双倍赔偿。考夫曼在这两本书中对类比2的图式表述略有不同，在后书中（1997年）均用实线，在前书中（1999年）均用虚线，且横虚线是单箭头的，即从F1到F2。

这三种方法首先是解释学说，尔后成为法律解释的应用惯例，鲜有制定法对它们予以规定。后有人把凯尔森提出的归属关系概括成与因果律相对的归属律。